左起分别是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彼得·豪伊特。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理论的阐释。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奖金为1100万瑞典克朗。
其中一半归乔尔·莫基尔，表彰他“通过技术进步确定了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莫基尔揭示了科学突破与实际应用如何相互促进，形成一个自我驱动的过程，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另一半则由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共同获得，表彰他们“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持续增长的理论”。在1992年联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们解释称，增长是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的：说它“具有创造性”，是因为它以创新为基础；说它“具有破坏性”，是因为旧产品会逐渐过时并失去商业价值。
79岁的莫基尔出生于荷兰莱顿，父母是大屠杀的幸存者。1974年，他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为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阿吉翁于1956年出生在法国巴黎，其母是著名时装品牌Chloé的创办人。彼得·豪伊特于1946年在加拿大出生，现为美国布朗大学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衍行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每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莫基尔以大量微观史料和宏观叙事相结合的方式，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之所以在工业革命后才真正启动，不是因为单一技术突破，而是因为一个思想范式的转变：人类开始系统性地追问“为什么”，而不只是“如何”。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所博导、长聘副教授谢丹夏对每经记者回忆了阿吉翁和莫基尔教授的教学给他带来的影响，称这奠定了他对经济增长研究的浓厚兴趣。
三位获奖者有何来头？● 乔尔·莫基尔：来自大屠杀幸存者家庭
图片来源：西北大学官网79岁的乔尔·莫基尔是一位横跨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学者。他1946年出生于荷兰莱顿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母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的父亲是一名公务员，在莫基尔一岁时因癌症去世。他由母亲在以色列港口城市海法的一间小公寓里抚养长大。
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取得经济学和历史学学士学位后，莫基尔远赴美国深造，1974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2年至1973年，莫基尔在耶鲁大学担任代理讲师，1974年成为西北大学助理教授，并一直留在那里。自1993年以来，他一直担任《普林斯顿西方世界经济史》的主编。
莫基尔的学术生涯转折点，始于他对一个核心问题的探索：人类社会为何会在近代摆脱长久的停滞，迎来工业革命后的持续增长？通过对欧洲经济史的细致研究，他逐渐形成了代表性观点：知识的累积与制度的开放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工业革命正是文化和制度的产物。
在他之前，经济学家大多已摒弃“文化影响经济”这一观点，不仅因为它为种族主义者提供了掩护，也因为其自身缺乏足够的解释力。1970年，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曾讽刺说，试图用文化等变量来解释增长，往往“会以业余社会学的华丽失败告终”。不过，这一局面正被逐步扭转，莫基尔就是推动这一转变的重要力量之一。
在2016年出版的《增长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一书中，莫基尔阐述了他对工业革命的解读。该书在经济学界收获了广泛好评。美国计量学会联合创始人、著名经济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当时评价，莫基尔是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级别的科学家”。剑桥大学经济史学家维多利亚·贝特曼写道：“莫基尔的书点明了超越国家或市场的增长推动因素，因此非常受欢迎。同时，由于其重新聚焦文化的视角，这本书也必将在经济学家中引发争议。”
作为经济史学家，他习惯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提醒当代人珍视创新带来的繁荣。正如诺奖委员会所言：“长期的经济停滞而非增长，才是人类历史常态。”莫基尔等人的研究表明，持续增长绝非理所当然，社会需时刻警惕阻碍进步的风险。
此外，莫基尔还是坚定的技术乐观主义者。面对当下的科技浪潮，这位白发学者依然充满活力地指出，当今迅猛发展的科学进步“将远超我们最狂野的想象，并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 菲利普·阿吉翁：从艺术世家走出的“创新经济学家”，母亲创办时装品牌Chloé
图片来源：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官网1956年，菲利普·阿吉翁出生于巴黎，成长于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家庭。他的父亲雷蒙德·阿吉翁出身意大利上流社会，母亲盖比·阿吉翁则是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不仅创立了著名时装品牌Chloé，还是法语单词“prêt-à-porter”（成衣）一词的创造者。值得一提的是，被誉为“香奈儿老佛爷”的知名设计师卡尔·拉格斐，职业生涯早期便曾在Chloé工作。
按理说，在这样的家庭下成长起来的菲利普·阿吉翁应该是往文艺界发展的，但他却对数学情有独钟，最终走上了经济学研究之路。菲利普毕业于卡尚高等师范学院（ENS Cachan）数学系，随后获得巴黎第一大学索邦大学数学经济学文凭和数理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于1987年在哈佛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此后，菲利普·阿吉翁的职业轨迹横跨大西洋：1987年，他加入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助理教授，正式开启学术生涯；1990年，出任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副首席经济学家；1996年，进入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任职，后又转至伦敦大学学院；2002年，重返哈佛大学，担任罗伯特·C·瓦格纳经济学教授，直至2015年被任命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百年经济学教授。
如今，无论是在欧美学界还是法国政界，菲利普·阿吉翁都颇具影响力——他曾受邀参与法国经济改革报告的撰写，为制定激励创新的政策出谋划策。
除了深厚的理论造诣，他还兼具公共知识分子的热忱，善于将复杂的经济模型转化为对现实世界的洞见。例如，针对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浪潮，他公开表示：AI的普及未必会导致大规模失业。他以历史为鉴指出，每一次技术革命初期，人们都担心机器取代人工，但最终新技术创造的就业机会常常多于摧毁的岗位。在5月与清华教授李稻葵的对谈中，他援引研究数据佐证：即便在高度容易被自动化取代的岗位上，广泛采用AI也未明显削减就业，总体而言不存在“技术让人无事可做”的生存性风险。
这种乐观且理性的见解，与他对“创新驱动增长”的信念一脉相承。早在2001年，菲利普·阿吉翁就因在45岁以下青年经济学家中的杰出表现获得欧洲经济学会的Yrj Jahnsson奖，此后又陆续斩获约翰·冯·诺依曼奖、BBVA前沿知识奖等荣誉。如今摘得诺贝尔奖，可谓水到渠成。
● 彼得·豪伊特：“一丝不苟的理论工匠”
图片来源：布朗大学官网在三位获奖者中，现年79岁的彼得·豪伊特的公众知名度相对较低。
这位1946年出生的加拿大经济学家，与莫基尔同岁。豪伊特本科毕业于麦吉尔大学，随后在西安大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于1973年在美国西北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聚焦金融领域的动态原理，为日后从事宏观经济模型打下基础。
毕业后，豪伊特重返加拿大，在西安大略大学开启了近20年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从讲师逐步晋升至教授。1995年，他离开故土转战美国学界，先后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布朗大学任教。自2000年起，他一直担任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学术足迹跨越北美两国。
相比经常活跃于公共舞台的菲利普·阿吉翁，豪伊特为人低调内敛，更习惯于在研究中深耕细作。长期的学院生涯，让他养成了严谨踏实的风格，在同事和学生眼中，他是一位温和谦逊且一丝不苟的“理论工匠”。
在与阿吉翁合作之前，豪伊特就已经开始思考经济增长的问题，但和很多同时代经济学家一样，他苦于缺乏一个将微观创新活动与宏观增长趋势相联结的框架。阿吉翁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难题带来了契机。两人携手提出的“创造性破坏”模型，不仅颠覆了传统增长理论的假设，也将豪伊特的研究生涯推向新高度。
如果说阿吉翁更多扮演观点先锋的角色，那么豪伊特则是将这些思想精雕细琢、转化为严谨模型的关键推手。他们的合作堪称珠联璧合：阿吉翁的洞察力与豪伊特的分析功力相互激发，使得约瑟夫·熊彼特关于“在不断毁灭中创造新生”的宏大哲思有了精确的量化描述。
早在2016年，豪伊特就被科睿唯安评为“引文桂冠科学家”，这被视作他将成为诺贝尔奖的有力候选者。
人类如何从停滞进入持续增长？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虽有零星重大发现，生活水平却未显著变化。这些发现有时能提升生活质量，但经济增长终会停滞。
两个多世纪前的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局面。除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及其他危机时期外，“增长”已取代“停滞”成为常态，19世纪初以后，许多工业化国家也实现了年均近2%的持续增长。
那么，是什么推动了这种持续增长？今年的诺奖得主通过不同解释给出了答案。
● “有用知识”的持续流动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前提
莫基尔通过经济史研究指出，“有用知识”的持续流动是必要前提。在工业革命之前，技术创新主要以规范性知识为基础。人们知道“某种方法可行”，却不理解“为何可行”。而数学、自然哲学等领域的命题性知识，在发展过程中与规范性知识脱节，这使得现有知识难以甚至无法得到进一步拓展。当时的创新尝试往往带有偶然性，有些方法在具备足够命题性知识的人看来显然徒劳无功——例如试图制造永动机，或通过炼金术炼制黄金。
16至17世纪，作为启蒙运动的一部分，科学革命兴起。科学家开始强调精确的测量方法、受控实验，以及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这使得命题性知识与规范性知识之间的反馈机制得到改善，进而推动了可用于商品生产与服务提供的“有用知识”不断积累。典型案例包括：得益于当时对大气压与真空的认知，蒸汽机得到了改进；而对氧气如何降低熔融生铁含碳量的理解，则推动了钢铁生产技术的进步。“有用知识”的积累不仅促进了现有发明的改良，还为其开辟了新的应用领域。
然而，要将新思想转化为现实成果，还需要实用知识、技术知识，尤其是商业知识的支撑。莫基尔强调，英国之所以最早实现持续增长，是因为当时的英国拥有大量熟练工匠与工程师。他们能够理解设计方案，并将想法转化为商业产品，这一点对实现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莫基尔认为，持续增长的另一必要条件是“社会对变革的包容”。基于技术变革的增长不仅会造就“赢家”，也会产生“输家”。新发明会取代旧技术，可能打破现有的结构与工作方式。他同时指出，正因如此，新技术往往会遭遇既得利益群体的抵制——这些群体认为自身特权受到了威胁。
● “创造性破坏”是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
阿吉翁与豪伊特则受现代数据启发，构建了一个数学经济模型，用以阐释技术进步如何推动持续增长。
以美国为例，每年有超过10%的企业倒闭，同时也有数量相当的新企业成立；在存续的企业中，每年都会有大量岗位新增或消失。尽管其他国家的这一数据可能较低，但整体趋势一致。
阿吉翁与豪伊特意识到，这种“创造性破坏”的变革过程——即企业与岗位不断消亡并被替代——正是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一家企业若能提出开发更优产品或更高效生产方式的想法，便能击败竞争对手，成为市场领导者。但这一地位的确立，又会刺激其他企业进一步改进产品或生产方法，以争夺市场顶端的位置。
然而，研发投入的增加会缩短平均创新周期，进而将处于顶端的企业“推下阶梯”。在经济体中，这些力量之间会形成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决定了研发投入的规模，进而决定了“创造性破坏”的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
阿吉翁与豪伊特在1992年论文中，首次将“创造性破坏”概念引入了具备一般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
阿吉翁与豪伊特的模型，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方向，其中包括对“市场集中度”的研究。两位学者的理论表明，市场集中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创新过程。尽管近年来技术取得了可喜进步，但经济增长率却有所下降。基于阿吉翁-豪伊特模型的一种解释是：部分企业的市场主导地位过强。因此，可能需要采取更有力的政策，以遏制市场过度垄断的现象。
创新既会造就赢家，也会产生输家。这不仅适用于企业，也适用于企业员工。高增长需要大量“创造性破坏”，这意味着更多岗位会消失，失业率也可能升高。因此，在为受影响人群提供支持的同时，帮助他们向更高生产率的工作岗位转型，变得至关重要。
人大重阳王衍行：打开经济增长的“黑箱”， 在“创造性破坏”中前行在接受每经记者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衍行对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解读道：
经济史专家乔尔·莫基尔通过对过去500年技术变迁与知识体系演化的深度剖析，击穿了长期以来经济学界对增长的“神秘主义”。他以大量微观史料和宏观叙事相结合的方式，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之所以在工业革命后才真正启动，不是因为单一技术突破，而是因为一个思想范式的转变：人类开始系统性地追问“为什么”，而不只是“如何”。
图片来源：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官网在《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等著作中，莫基尔区分了“有用的知识”（useful knowledge）与“技术能力”之间的动态关系。他指出，科学解释能力的累积（而非仅靠经验主义的工匠技艺），才是技术持续演化的根基。
更重要的是，莫基尔强调文化、制度与认知结构的互动——一个社会必须具备容纳、保护甚至奖励新思想的机制，才能使创新持续发生。这是为何17世纪的英国率先踏上增长之路：不是因为天赋资源，而是因为思想解放。
如果说经济增长是火箭，那制度就是燃料，而思想开放则是点火装置。
莫基尔解释了创新为何在某些时刻“引燃”，那么阿吉翁与豪伊特则揭示了创新如何成为经济增长的“持续引擎”。
1992年，二人合著的开创性论文《创造性破坏与增长》（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正式将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数学化，纳入主流经济增长模型。他们所开创的熊彼特增长理论（Schumpeterian Growth Theory），成为继索洛模型与AK模型之后的第三代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新旧之间的斗争。新产品、新技术的出现，使旧的技术迅速贬值，进而推动资源重新配置到更高效的方向。创新既是创造，也是破坏。破坏不仅不可避免，更是必要的。
阿吉翁和豪伊特进一步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不同领域：教育政策、市场竞争、金融结构、国家制度对创新的影响等。他们提出一个极具政策启发意义的命题：不是所有创新都自然而然发生，国家必须通过制度设计释放创造性破坏的正面效应，同时管理其社会成本。
“创造性破坏”是文明前进的发动机，但它也可能碾压掉社会的稳定。如果不能管理“破坏”，创新也可能成为增长的敌人。
清华大学谢丹夏： 阿吉翁和莫基尔的讲授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经济所博导、长聘副教授谢丹夏向每经记者回忆了他参加阿吉翁和莫基尔授课的经历：
我在哈佛求学期间，第一次上经济增长课程，是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阿吉翁合开的，课程一半在麻省理工学院讲授，另一半在哈佛讲授，两人当时各写了一本经济增长理论教材。阿西莫格鲁于2024年获诺奖。
和阿西莫格鲁不同，阿吉翁讲课不用幻灯片，主要用粉笔在黑板上一步步推理，也体现出法国人的雄厚数学功底。阿吉翁与豪伊特提出了基于熊皮特“创造性破坏”思想的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指出，新产品能够不断将老产品“赶出市场”，并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
而且，他们的研究还指出，竞争程度和创新间的倒U型关系，竞争程度过低或过高都会对创新不利，这对我国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反内卷”都有很好的启示。这些学习经历也奠定了我对经济增长研究的浓厚兴趣，并在回国任教后提出了“数据创新内生增长理论”。
后来，我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因对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浓厚兴趣，专门驱车四十分钟去西北大学拜会了莫基尔教授。莫基尔教授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去旁听他的科技史课程。
莫基尔的研究将思想史、政治史和经济史进行深度融合，并把生动的叙事和严谨的计量方法相结合，全面考察了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机制。在莫基尔教授的影响下，我在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革命起因方面，也提出了新的机制——信息载体技术如造纸术、印刷术的发展可能是推动工业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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